术语是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单元，“术语的革命”是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关键环节。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命题，而“术语的革命”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术语的革命”的缘起与内涵

     “术语”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与经验积累基础上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进行归纳、分类和分析的基本语言工具，是将诸多现象抽象化为概念、范畴进而描绘客观世界及其内在规律、传递知识与思想的不可或缺的中介。“术语”作为概念和范畴的符号，既是特定知识体系的独有标识，也是构建知识体系的基石。　　

       在学术史上，“术语的革命”概念最初由恩格斯提出。为了更清晰地向世人呈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借用洛贝尔图斯所使用的“剩余价值”这一   “术语”，却因此遭到来自洛贝尔图斯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理论追随者的“剽窃”诘难。面对这些攻讦和批评，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明确回击：“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在恩格斯看来，“术语的革命”是对已有术语的重新解释，服务于特定的理论阐释和批判需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剩余价值”的重构，正是属于“术语的革命”。马克思指出：“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这一重释批判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将商品流通视为剩余价值源泉的观点，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是劳动者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劳动部分。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使用在内涵、范畴和指向性上都已经超越了洛贝尔图斯的原意，他对“剩余价值”的新规定推动了资本主义批判话语体系的建构，最终引发了政治经济学的话语革命。刻意忽视特定概念使用的具体语境和底层逻辑，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使用视为“抄袭”，显然是一种未经审思的误解。不仅如此，恩格斯进一步将对该命题的讨论上升到方法论高度，他认为马克思从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出发，在话语的底层逻辑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知识谱系的颠覆性重构。这使得《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建立在一种“整体的方法论”之上，“术语的革命”蕴含着“整体的方法论”意义。　　

       恩格斯的观点为我们理解“术语的革命”提供了重要启示。全面把握“术语的革命”的内涵，还需要使其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中得到更充分的开显。“术语的革命”并不是空洞的语言游戏，而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交往活动变革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作为“认识”的术语根源于人类的生产与交往活动，也必然随着人的实践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革命，因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在这一意义上，“术语的革命”并非偶然性事件，而是实践发展促成认识转换的历史必然。当人类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和交往的实践发生变革时，就必然引发“术语的革命”。彻底的实践论赋予“术语的革命”一项新的功能，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根据实践发展不断创造新的术语，提供理解问题的新视域。例如，为解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用劳动解释商品价值的循环论证难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劳动力”这一新概念；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新时代经济实践，提出了包括“经济新常态”“高质量发展”在内的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同样提供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新视域。

“术语的革命”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与知识体系的转换同频共振、相互呼应、共同发展。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不断深入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逐步展开，实现“术语的革命”并构建与之匹配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紧迫任务。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推进带来从实践到认识、从物质到文化、从技术到制度、从生产到生活等一系列领域的深刻变革，原有知识体系在应对新形势、新变化、新问题时面临严重的“诠释危机”。另一方面，原有知识体系深受西方理论和话语影响，而西方理论和话语植根于西方土壤、生发于西方经验，在表达、诠释和言说中国经验上存在天然局限，难以真正嵌入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如何彰显“中国特色”、实现“中国自主”，是构建知识体系的核心问题，而“术语的革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概念是知识体系大厦的根基，范畴、命题、原理和理论等皆依托概念而建立。由概念到范畴、原理再到专业术语，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一般规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样要遵循这一规律，即通过“术语的革命”赋予传统概念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与文明内涵，并提出一系列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概念”植根于中国实践，其内蕴的中国立场、思维和逻辑使得知识体系具有中国特色；“标识性概念”由于其内在的独创性、超越性，能够促使知识体系具有主体性和自主性特征。只有通过生产“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进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才能真正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智慧引领。　　

       话语体系也是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话语本身是一种权力，这一权力源自话语背后的深层力量。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在国际社会上争取与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就必须致力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以自主知识体系指导和推进中国实践。只有在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基础上，不断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通过“术语的革命”发展出自己的研究范式、个性特色和核心竞争力，才能真正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持续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扭转“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推进“术语的革命”的方法原则

    “术语的革命”需要在坚守基本原则、掌握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有序展开、稳步推进。以“术语的革命”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至少应遵循以下方法原则：

       守正创新。“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之正。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具有跨越国度、超越时空的影响力、解释力和生命力。推进“术语的革命”，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世界，揭示客观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与时俱进、科学表达客观世界本质的概念和范畴。“创新”是“术语的革命”的逻辑底色，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应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加强对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分析研究，通过系统总结、准确提炼、深入挖掘和科学概括，持续产出具有原创性、突破性、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在新时代实践基础上加快形成专业化、学理化与集成化的自主知识体系。　　

       兼收并蓄。以“术语的革命”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被赋予双重任务：立足中国，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识性概念，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标识性的理论观点，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走向世界；面向世界，发挥原创性话语体系在国际交流中的功能，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完成上述双重任务，必须坚持兼收并蓄，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中挖掘富有中国特色的思辨智慧，提炼新的核心术语，为世界理解中国提供一把“钥匙”；另一方面，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广泛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和升华基础上创建新概念，通过赋予新的理论内涵以改造传统概念，为中国走向世界架起一座思想“桥梁”。　　

       整体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我们以“术语的革命”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方向。体系化的知识构建包含丰富多元、以一定的秩序或联系进行组合的知识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知识的简单叠加或机械组装，而是一场关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全方位、立体式革命。应从整体性视域出发，坚持整体推进原则，在“三大体系”内全面掀起“术语的革命”，使不同领域之间的“术语的革命”步调一致、目标一致、相互呼应，提炼层次分明、逻辑一致、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撑的新概念、新范畴，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术语基础。

作者｜刘同舫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来源｜《光明日报》2025-08-03第14版 理论